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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個重要學理性問題

2020-03-11| 作者:韓慶祥  |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查看:

        摘要:當前階段,深化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其新飛躍、哲學基礎、核心要義、思想精髓等10個深層次、根本性問題需要從學理上探究清楚,亦即: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題和主線的關系;關于對“四個偉大”的理解;關于黨的建設重要論述的精神實質和思想精髓;關于精神主動性;關于十九大以來黨的理論創新的特點;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飛躍;關于21世紀馬克思主義。探究清楚這些重要問題,就可以把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向深入,同時也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
  
        當今,我們已經進入深化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有一些深層次、根本性的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從學理上探究清楚。這樣才能把學習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向深入,并取得富有實質性的成效。
 
  一、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哲學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其哲學基礎是歷史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既注重運用辯證法分析研究歷史,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又注重把辯證法引入歷史,進而把歷史原則和辯證原則引入唯物主義,揭示了歷史生成的邏輯,從而實現了哲學變革。
  列寧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認識辯證法。列寧強調要首先理解和把握俄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具體實際,這就要求注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進而確立正確的認識路線;同時列寧又強調運用辯證法來分析小農經濟占優勢的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問題。這實際上是為晚年探索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哲學基礎。
  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實踐辯證法。毛澤東的《實踐論》講的是實踐,其《矛盾論》講的是辯證法,二者有機統一,構成實踐辯證法。毛澤東十分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既要注重實踐和理論的辯證法,又要注重一般和特殊的辯證法。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所共有的哲學基礎,是唯物辯證法。因為它們既致力于通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增長和積累物質財富,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即解決“物”的問題,還致力于運用辯證法來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進程中所必然遭遇的一系列矛盾關系。如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關系、尊重人們首創精神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關系、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矛盾關系、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系、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又快和又好的關系、跨越式發展和循序漸進的關系、經濟全球化和獨立自主的關系、活力和秩序的關系,等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則是戰略辯證法。
  第一,總體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本事實和本質特征,就是必然遇到上述所謂的一系列基本的矛盾雙方,而且這些矛盾關系都具有戰略意義,這需要借助辯證思維來處理。
  第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又是在具有戰略性的背景下產生的(“新時代”和“大變局”),是為解決戰略性問題(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而提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是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來分析解決問題的,其思想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三,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哲學思維來分析解決問題(諸如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是把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放在首位的。這兩種思維具有內在統一性,即戰略思維主要在于處理現象和本質、目前和長遠、局部和全局之間的關系,而處理這種關系,需要運用辯證思維。戰略辯證法既體現戰略思維,又體現辯證思維,它力求積極破解戰略實踐中的種種影響全局、長遠的矛盾關系。戰略思維,就是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長遠性的問題、關系進行科學謀劃的思維方式;它意味著時間維度上的長遠考慮,跳出眼前從長遠看眼前;空間維度上的全局謀劃,跳出局部從全局看局部;系統維度上的整體布局,跳出部分從整體看部分。它致力于解決根本性問題,努力占據發展的制高點,進而具有戰略定力。辯證思維,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影響全局、長遠的主要矛盾;注重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雙方對立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統一,在注重矛盾雙方統一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對立;注重全面、聯系和發展地看問題;注重透過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第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強調戰略定力,因而具有戰略特質。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關系的思考、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論述、對新發展理念的闡述、對“兩大布局”的闡釋、對進入新時代實踐新征程的戰略安排、所提出的強軍戰略和國際戰略、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對強黨建設的重要論述,等等,都體現了戰略辯證法。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具有卓越的戰略思維和戰略定力,總是從根本、全局、長遠來思考問題。他強調,在復雜環境中,要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增強政治上的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場等重大原則問題上,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確,不能有絲毫含糊;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時要著眼大局,謀準大勢,把握好度;在制定政策時,要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后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要平心靜氣、靜觀其變。這些,都旨在于要運用好戰略辯證法來分析處理問題,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
 
  二、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
  究竟如何確定并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分析研究,竊以為,下述十個方面可以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
  這十個方面可分別概括為歷史方位論、民族復興論、人民中心論、發展理念論、兩大布局論、戰略安排論、強軍戰略論、命運共同論、深化改革論、強大政黨論。
  這十個方面具有內在邏輯關系:歷史方位論好比一座高樓大廈的堅實“地基”;民族復興論和人民中心論既是初心又是使命,分別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價值取向,體現著歷史尺度和價值尺度,因而好比一座高樓大廈“地基”中牢固的“兩大基石”;發展理念論、兩大布局論、戰略安排論,分別是“道、術、行”,是在“兩大基石”上立起的三根頂天立地的“大柱子”;強軍戰略論,好比一座高樓大廈的“銅墻鐵壁”和擋風遮雨的“房頂”;命運共同論,好比一座高樓大廈的“外部環境”;深化改革論,好比建造一座高樓大廈的“建筑師”;強大政黨論,好比建造一座高樓大廈的“設計師”“工程師”。以上十個方面是從不同角度來講實現“強起來”的。因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本質上就是關于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的強國理論,或者是實現“強起來”的理論。這一理論框架的結構是:歷史方位論屬于立論基礎;民族復興論、人民中心論屬于戰略目標;發展理念論、兩大布局論、戰略安排論屬于總體方略;強軍戰略論、命運共同論、深化改革論屬于戰略保障;強大政黨論屬于領導力量。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貢獻,在于它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和世界意義。理論意義在于它創新性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豐富和發展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實踐意義在于它是關于我國發展起來使大國成為強國的行動指南;世界意義在于它為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貢獻了中國理論。
 
  三、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必須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其理論精髓。
  精髓,是指事物的內核和精要,統攝事物的整體。所謂理論精髓,是指這一理論體系各個基本觀點中的內核、核心和精要。在此意義上,理論精髓,就是一個理論體系得以建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個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都是以理論精髓為基礎的。既然對于一個理論體系而言,理論精髓最為本質、核心,它就必然是高度抽象、概括和凝練的,屬于哲學層次,具有哲學規定性。
  要正確提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必須堅持文本依據、理論依據和現實依據的有機統一。概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必須嚴格依據黨的十八大前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此即文本依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必然體現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理論精髓、理論品格和價值追求,此即理論依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提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必須考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踐發展的新要求,此即現實依據。只有在著述文本、理論傳統和實踐要求三者的統一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才能得到科學而規范的概括。由此,我們可以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精煉地概括為:實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
  實事求是,側重于事實維度。
  實事求是,是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概括,貫穿于唯物辯證法、實踐認識論、價值論和唯物史觀之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將之用中國化的語言,形象概括為“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在毛澤東那里,實事求是體現為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自此以后,黨的歷屆領導人都對實事求是予以高度重視和強調。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更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予以強調。2013年12月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是從我國現在的社會存在出發的,即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的,也就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的。”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習近平再次強調:“要學習掌握世界統一于物質、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制定政策、推動工作。”顯然,在習近平總書記那里,實事求是主要體現為從客觀實際出發,從社會存在出發,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要加強對我國現時代、現階段新要求新特征新情況的科學研判。
  人民中心,側重于價值維度。
  實事求是側重事實維度,人民中心則側重價值維度。人民中心,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生動表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價值遵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對于共產黨人這一根本宗旨與價值追求,毛澤東用中國化的語言,形象地將其稱為“為什么人”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此,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鄧小平也明確指出:“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從哲學高度,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這一矢志不渝的價值理念,對之做出了體現時代、實踐發展新要求的創新性詮釋,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明確地強調:“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知行合一,側重于實踐維度。
  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的有機統一,才能達到對事物真正的“知”,而“知”的目的在于“行”。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與實踐性的有機統一??茖W性,強調的是知,即對事物的本質、發展規律、歷史邏輯的真理性認識,使主觀世界能更好地認識客觀世界;實踐性,強調的是行,即通過實踐,在改造主觀世界的同時更好地改造客觀世界。特別是對于“行”,馬克思主義給予特殊強調和關注。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最后一條,就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調知行合一的傳統。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知行合一最具代表性論述的,當屬王陽明。習近平總書記數次強調,要多了解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基于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認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在“知”的前提下的剛性執行力。他說:“‘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他不僅強調要通過實踐認識和把握規律,而且更為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實干才能夢想成真”“關鍵在于落實”“踏石留印、抓鐵有痕”“久久為功”“要發揚釘釘子的精神”。
  “實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三者之間并非任意選擇和組合,而是具有嚴謹清晰的內在邏輯,體現了多個維度的有機統一。
  首先,體現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事求是注重的是合規律性,是事實維度;人民中心注重的是合目的性,是價值維度。把實事求是和人民中心作為理論精髓,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體現了事實維度和價值維度的有機統一,體現了“是什么”與“應如何”的有機統一。
  其次,體現了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功能。如果說實事求是、人民中心,揭示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有機統一的理論邏輯,那么,知行合一注重的是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知與行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特別突出了實踐維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品格與現階段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迫切要求。
  最后,體現了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根本的時間視野。應當說,實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的理論精髓,就其表述而言,并不是全新的。在黨的歷史上,這些理念,或者早就明確提出,或者有不同表述,或者有所涉及。在新時代,理論精髓也必然會具有新的提煉、新的概括、新的針對性和新的側重點。
  總之,把實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作為理論精髓,既可以深入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有理論成果一脈相承的內在統一關系,也可以凸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從而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推進理論創新之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
 
  四、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題和主線的關系
  在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過程中,時常會遇到“主題”和“主線”兩個概念。一些人區分不清這兩個概念,未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關系,往往把這兩個概念等同起來使用。
  其實,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主題”和“主線”是既聯系又區別的兩個概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題”,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線”,“主線”服務于“主題”,是書寫“主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線,進一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這好比“我的母親”與“勤勞善良”的關系:一篇文章的主題是寫“我的母親”,作者圍繞“勤勞善良”來寫“我的母親”,“勤勞善良”就是書寫“我的母親”的“主線”。
  弄清“主題”和“主線”的關系,有助于我們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質及其二者之間的關系。
 
  五、關于對“四個偉大”的理解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必須建設偉大過程,必須推進偉大事業,可簡稱“四個偉大”。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性的新的表述,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四個偉大”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作用。這就是說,要理解“四個偉大”當中的某一個“偉大”,一定不能忽略或忘記那三個“偉大”,因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意味著這“四個偉大”不可分割,必須統一起來理解。要理解偉大夢想,就必須結合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來進行;要理解偉大斗爭,就必須結合偉大夢想、偉大工程、偉大事業來進行;要理解偉大工程,就必須結合偉大夢想、偉大斗爭、偉大事業來進行;要理解偉大事業,就必須結合偉大夢想、偉大斗爭、偉大工程來進行。比如最近一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偉大斗爭問題。要理解和把握偉大斗爭,就必須把它放在偉大夢想、偉大工程、偉大事業的框架中來進行:偉大夢想,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可以實現的,在實現偉大夢想進程中,必然要“過坎闖關”,由此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必須勇于自我革命,這需要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就必須以偉大斗爭精神來化解矛盾難題、破除障礙阻力、抵御風險挑戰。離開偉大夢想、偉大工程、偉大事業,是難以理解和把握偉大斗爭的精神實質的。對此,應當說,目前我國理論界理解和把握得還不夠透徹。這集中表現在人們在理解“四個偉大”中的某一個“偉大”時,就把那三個”偉大”忽略了。
  在“四個偉大”中,偉大夢想是“奮斗目標”,偉大斗爭是實現偉大夢所必須具備的精神狀態,偉大工程是實現偉大夢想的領導力量,偉大事業是實現偉大夢想的必由之路。這“四個偉大”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根本遵循,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根本經驗,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根本智慧,是我們黨在治國理政上的根本創新。只有讀懂“四個偉大”,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共產黨如何治國理政,才能真正讀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所在。
 
  六、關于黨的建設重要論述的精神實質和思想精髓
  要深入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離不開理解和把握其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
  總體來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其思想精髓就是致力于把中國共產黨鍛造成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執政的執政型政黨,具有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領導型政黨,具有使命意識和責任擔當的使命型政黨,具有先進性和遠大志向的先進型政黨,具有戰略思維和世界眼光的戰略型政黨,具有迎難而上、越挫越勇斗志的奮斗型政黨,具有自我革命品質的革命性政黨。要言之,要鍛造成深受人民擁護的更加堅強有力的強大型政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建重要論述之精神實質和本質特征,是使中國共產黨“由大黨成為強黨”,建設一個強大政黨,概言之,是“強黨建設”。大國成為強國,內在要求大黨必須成為強黨。他強調的“打鐵必須自身硬”“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全面從嚴治黨”“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世界上最強大的政黨”“大黨就應該有大黨的樣子”,等等。本質上強調的都是強黨建設或建設強黨。我們要從“實現強起來”,尤其是從“使自身硬”,來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理解和把握其強黨建設這一本質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是緊緊圍繞“打鐵必須自身硬”這一總思路,而對強黨建設作出戰略思考的。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無論從黨員人數,還是黨組織規模,皆是如此。面對我國發展起來使大國成為強國所具有的更大挑戰,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統攬“四個偉大”的實踐過程中,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把自己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并進一步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世界上最強大的政黨。要言之,習近平總書記強黨理論的戰略目標,就是使中國共產黨由大黨成為強黨。由此,我們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思考提升為強黨建設的思考,把其建黨理論提升為強黨理論。
  這里著重闡釋一下理論強黨的問題。從理論上強黨的內涵具有如下幾個方面:(1)從標準看,一個政黨強不強,標準很多,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這個黨是否具有治國理政的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2)從路徑看,要建設一個強大的政黨,既可以從制度、組織、隊伍建設方面進行,也要從理論建設上進行;(3)從基礎看,一個政黨是否強大,既要看是否具有執政的群眾基礎、組織基礎、制度基礎,也要看是否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4)從自覺看,一個強大的政黨必須在政治上堅定和清醒。政治堅定的前提是理論的堅定、政治清醒的前提是理論的清醒;(5)從決策看,一個政黨是否強大,要看其能否對事物發展作出科學研判,而要作出科學研判,具有科學的理論及其理論水平是重要一環;(6)從黨際看,政黨之間的競爭,核心是戰略智慧的競爭。一個具有戰略智慧的政黨,一定是堅強有力的政黨。
 
  七、關于精神主動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民族復興的覺醒,是目標追求上的主動,這是精神主動性的第一個體現。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新中國成立、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問題上的清醒和自覺,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要主動尋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獨立的、自主的正確道路。
  思想路線的確立,是思想獨立和認識路線上的主動,是精神主動的第二個體現。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定程度上也曾受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黨自覺主動地沖破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束縛,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表明要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來認識問題、把握國情。
  自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道路選擇上的主動,是精神主動性的第三個體現。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而從中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道路,并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對加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的高度自覺,是建構我們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上的主動,是精神主動的第四個體現。失語就要挨罵。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們在學術研究上往往運用西方的概念、理論、范式來分析中國問題,貼上西方的標簽,這就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國田”,一些人的頭腦成為西方理論的“跑馬場”。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黨強調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話語體系,用中國的話語表達、闡釋、分析問題,這充分表達了我們在話語體系建設上的主動性。
  堅定“四個自信”,是社會心理上的主動,是精神主動性的第五個體現。一個民族的社會心理自卑,往往會在一系列問題上呈現為被動性,依附于他人。一個民族在社會心理上的主動,往往體現在充滿自信上。充滿自信,表達的是精神上的內生性、獨立性、自主性、主體性,這是精神主動性的鮮明體現。
  自覺積極且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外部客觀世界,是主體面對客體上的主動,是精神主動性的第六個體現。精神上缺乏主動,往往體現在主體在應對復雜的客觀世界時陷于被動的狀態,而精神上的主動性,則體現在主體在應對復雜多變的外部世界時,呈現出自覺性、積極性、有效性,且具有頂層設計,具有戰略謀劃和戰略安排,并主動去加以實施和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來應對“新時代”和“大變局”,就是精神主動性的鮮明體現。
 
  八、關于十九大以后黨的理論創新的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形成了黨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以后,我們黨的創新理論之創新,又呈現出新進展和新特點:
  第一,基于對歷史方位的高度自覺推進理論創新。推進理論創新,要立足歷史方位,不同的歷史方位要解決不同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這意味著我們黨要在十八大以來推進理論創新的基礎上,進一步更加自覺地基于“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既推進實踐創新,又推進理論創新。如為推進使大國成為強國的進程提供政治保障,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第二,緊緊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推進理論創新。社會主要矛盾是判斷基本國情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把握社會發展整體狀況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依據之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基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研究經濟問題,致力于解決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解決高質量發展問題。
  第三,總體上圍繞統攬推進“四個偉大”以及“偉大斗爭”推進理論創新。2019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并發表重要講話,基于統攬推進“四個偉大”,突出闡述“偉大斗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斷。
  第四,在打好三大攻堅戰的背景下推進理論創新。黨的十九大以后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能否決勝,關鍵在于能否打好“防范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打好三大攻堅戰,就防范風險挑戰、精準脫貧等問題作出諸多重要論述,推進了理論創新。
  第五,圍繞以“制度優勢”“中國之治”應對“新時代”和“大變局”推進理論創新。這主要集中體現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其中提出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13個“顯著優勢”、13個“堅持和完善”,集中體現了“中國之治”的理論創新。
  第六,圍繞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推進理論創新。這體現在把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根本制度,并對這一制度的內涵作出了全面闡述。此外,對政治建設也作出了全面部署。
  總之,政治建設、防范風險、中國之治(制度優勢、治理效能)、高質量發展、黨的建設,成為十九大之后理論創新的生長點。
 
  九、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飛躍
  這是更深層次、更具根本性的一個重大問題。
  我們要基于中國歷史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大尺度,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來理解和把握這種“新飛躍”。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關于這一點,沒什么歧義,能達成共識。問題是:我們能否充分肯定地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新飛躍?如果我們基于歷史的大尺度,并全方位地進行系統深入思考研究之后,可以有根據且實事求是地說,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新飛躍。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一重要政治論斷,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一次新飛躍的總依據。
  第一,歷史方位不同。鄧小平曾經指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從1978年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這一歷史區間,我國總體上還處于“欠發展”的歷史方位。那時,我們所強調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第一要義是發展”,總體上都是為了解決“欠發展”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發展起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總體上步入“發展起來以后”新的歷史方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主要就是解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的發展問題的。從“欠發展”到“發展起來以后”是一種質的歷史轉折點,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個界標或分水嶺。
  第二,解決問題不同。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主要解決的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問題(救國);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一“欠發展”的歷史方位,主要解決的是做大“蛋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使中華民族富起來(富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即“我國發展起來”的歷史方位,主要是解決如何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中華民族強起來的問題(強國)。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行動指南,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總體上是實現中華民族富起來的行動指南,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實現強起來。黨的十八大以后,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也就是站在了實現強起來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其實踐新征程,就是使大國成為強國,實現強起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主要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來解決中國問題。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就是要解決中國問題,其結合的核心,就是所解決的問題。解決不同的問題,是理解“一次”新飛躍的關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它主要解決的是革命道路與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問題,其成果是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實際相結合,它主要解決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與中華民族富起來的問題,其成果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步入新的歷史方位,馬克思主義與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相結合,它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強起來。顯然,這與十八大之前所要解決的“實現富起來”的問題有質的不同,因而可以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
  第三,實踐發展形態不同。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相對注重要素驅動和投資規模驅動,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發展相對注重創新驅動;在生產關系上,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相對注重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十八大以來,我們強調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注重共享發展;十八大以前,我們所實行的開放更多是“引進來”,用市場換技術,十八大以后,我們進一步注重開放,相對注重“走出去”,注重參與全球治理、建設“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八大之前,一些地方實行的是“黑色發展”,經濟發展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十八大以后,我們注重綠色發展;十八大之前,我國的改革相對注重重點領域的改革,先找容易改的來改,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很大程度上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特征,而十八大之后,我們相對注重“全面性改革”“治本型改革”“頂層設計性改革”,總目標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踐發展具有“整體轉型升級”的特征,用大眾化的語言來說,就是由過去實踐的1.0版升級到2.0版。反映這種整體轉型升級的實踐發展新形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自然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新飛躍。
  第四,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狀況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列寧把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變成實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在實踐上的新飛躍;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實現的新飛躍;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并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新時代,它使科學社會主義走向了高潮,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由低潮走向高潮、由相對被動走向更加主動所實現的新飛躍。
  第五,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具有三個里程碑:從1956年至1978年以前,屬于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1978年以后,屬于開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新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屬于開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新道路的新時代(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新中國成立后,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覺醒與探索時期,即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新時期,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與實踐時期(“上半程”);新時代,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成熟定型與取得偉大勝利時期(“下半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顯然,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屬于“前半程”,主要的歷史任務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改革;黨的十八大以后,在走過了“前半程”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進入了“下半程”,“后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不僅如此,黨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致力于“實現富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是致力于“實現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對注重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或“中國特色”,我們也相對注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辯護,而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開始注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化”或“世界歷史意義”,即為解決人類問題所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十、關于豐富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論斷。對此,我們應如何理解和把握?
  第一,它解答欠發展國家如何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解答了“經典作家之問”。馬克思、恩格斯所構建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建立起來的。而中國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還是一個“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如何在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的“欠發展”國家建設并建成社會主義?這對于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來說,既是一個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還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被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經典作家時常提出的一個難題,可稱之為“經典作家之問”。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注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搞現代化,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市場化、科技化、信息化;在中國搞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它解決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回答了“世人之問”。社會主義制度能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世人普遍關心這一難題。中國共產黨人在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就是解決了這一難題。一般來說,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效率原則,社會主義制度強調的是公平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進行的;按照這種社會主義的邏輯,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建設的社會主義還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要使“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成為“夠格”的社會主義,首先要解決效率問題,解決生產力發展的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為此,我們必須首先在經濟領域運用“市場經濟”來解決經濟效率問題,這就是要根據人的努力、能力及其貢獻進行資源分配,以實現利益對等,這叫做“正義”。這里,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按照這種邏輯,由于人們之間在天賦和后天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久而久之就會拉大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進而會導致社會不平衡不和諧不穩定;于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黨和政府就必須依據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注重政府調節,以解決人們之間的利益相對均等與共享發展的問題。西方理論普遍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中國共產黨人破除了這一教條,強調市場經濟是中性的,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它本質上是解決效率問題的,因此,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第三,它解決了世界歷史進程中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問題,解答了“中國之問”。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既沒有資本市場,也沒有市場經濟,對世界不夠開放,比較封閉。這意味著中國必須解決好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如何解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為加入經濟全球化提供物質基礎;二是如何解決中國跨越式發展,以追趕世界現代化潮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問題。這可稱之為“中國之問”。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的歷史日益成為世界歷史,即日益被卷入世界歷史的潮流之中。在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們中國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整體效能優勢,利用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與世界技術、世界資本、世界市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趕上了世界發展潮流,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融入了世界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又運用全面深化改革與新發展理念、“兩大布局”、戰略安排,注重創新驅動,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引領著經濟全球化進程。
  第四,它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長進程中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問題,解答了“世界之問”。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毛澤東所思考的,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向社會主義過度的問題,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其成長進程中如何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遇到的一個全新的重大問題。這可稱之為“世界之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之初,我們主要是解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且日益成長,它對解決全球發展問題和人類問題越來越顯示出重大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提供新的路徑,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而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就是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新時代為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性貢獻,解答了“時代之問”。如何站在“新時代”“大變局”這一新的時代起點上回答新的時代課題,進而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前提下,創新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這可稱之為“時代之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性的貢獻。中國是世界上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數與機構最多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進而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取得了系列理論創新成果;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守正創新性的發展。其中主要體現在:它解決了經濟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解決了在世界歷史大趨勢中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長進程中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的問題;解決了大黨如何成為強黨的問題;解決了如何運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問題,即“中國之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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